山西省“五措施”确保清理工作开好头

在制度发展的早期，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邀请作为检查对象的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加入执法检查小组，共同赴地方开展监督。

[vii]基本权利限制形式要件的空缺，难谓出于制宪者的疏忽，而更应被视为制宪者的有意选择。不同于魏玛宪法对基本权利普遍地采取简单法律保留，德国基本法采取了区分式保留，对各项基本权利的法律保留作了差异化处理。

[liii]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通行立场是从宪法整体性的观念出发，认为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仍应当受到宪法内在限制的制约。该款所在条文位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之首，具有统领后文一切基本权利义务规范的作用。[xxxviii]参见［日］宫泽俊义：《日本国宪法精解》，董璠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50页。例如，在二战后的德国，法律保留在实质层面上即被认为受控于特别法律保留条款中的特定条件、不可剥夺的权利核心、比例原则和法益平衡以及民主立法机关的决定能力。

[lxxiii]参见前引【2】，张翔书，第130页。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21年第5期。[46]备案审查的实质是合法性审查，并且其在透明度、同其他机关备案审查的衔接、处理结果的严肃性等方面均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虽然我国不存在合宪性审查判例，但在相关案例中依然有宪法因素，如何从中提取有用的经验是对学界的重大考验，也是必要功课。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63]这些涉及政治问题的解释需要宪法学者作出理论回应。其对法律文件的审查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不告不理告了也不一定理的被动审查。

依照宪法第67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审查国务院核准的协定。现行宪法颁布之初，囿于知识储备和相关规定缺乏，对合宪性审查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介绍外国经验或主张将部分国家的做法移植到中国。

（二）以改革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为导向，注重涉宪问题的解决 宪法学作为实践的学科，其发展同中国的现实密切相关。36参见胡锦光：《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主体资格的理念》，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36-37页。因此，有必要首先厘清我国合宪性审查研究的起源和学界对这一制度所能发挥的作用的认识。现行宪法实施以来，合宪性审查研究在基本概念的厘清、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推动合宪性审查制度运作等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

18参见崔向宁：《关于宪法实施与保障的几点思考》，载《当代法学》1988年第3期，第113页。41参见胡锦光：《论法规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的关系》，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24页。[33]除应当对上述规则进行审查之外，依照宪法第62条的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违宪的条约和重要协定。[47]还有学者建议将现有的有关立法予以统一规定，推动全国范围内备案审查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还可以将审查权适度下放。

这就印证了部分研究所说的，《立法法》的既有规定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主动审查方面存在非常大的且不合理的裁量权。这一研究进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在法律体系不健全、有法可依尚未实现之时，以立法为中心有其必然性。

2006年制定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在第五章规定了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规定了县级以上的人大常委会对规范性文件审查的基准和权限等，从而将《立法法》未规定的部分规范性文件纳入审查范围中。这些问题往往会被追溯至宪法层面，会让人们追问这些规定和举措是否合宪。

[65]实践中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涉及合宪性争议的规则，发生涉及宪法问题的案例，我们不能对此视若无睹。最后，注重与部门法研究的交融。最后是推动备案审查工作的数字化和科学化，实现不同地域和机关之间的联通和信息共享。[13] 近期有学者从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的视角出发，认为宪法监督有助于党代表和执行人民意志，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三）注重本土资源的发掘和域外有益经验的借鉴 宪法于中国而言是舶来品，合宪性审查也不例外，但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是根植于中国宪法理念与宪法实践的制度设计，我们的宪法文本和宪法实践要解决的是中国问题。为了更好的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有必要对现行宪法实施以来的合宪性审查研究予以全面梳理，以期为今后的合宪性审查研究提供有益的指引，并为我国合宪性审查实践的推进提供必要的学术支撑。

38参见房亚明、郑小明：《论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构》，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45页。我们无法期待单个领域的学问能够回应所有的现实问题。

结语 从宪法监督到违宪审查再到合宪性审查，个中的话语转换表征了对保障宪法权威的政治考量、学术审思和实践策略。5、《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454页。

事实上，行政机关不仅执行法律，还有政策形成和合宪性维护的职能，并且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是一线执法者，从次序上而言往往比司法人员更早。五、合宪性审查研究的展望 在今后的合宪性审查研究中，我们依然要立足于中国宪法，以中国实践为导向，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今后我国的合宪性审查研究还需进一步拓展，应当关注立法、行政和司法中的审查，注重本土资源的发掘以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制度实践和学术话语体系，注重与部门法的交叉研究和研究方法的创新。54参见王蔚：《客观法秩序与主观利益之协调——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之完善》，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139页。20参见费善诚：《试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模式选择》，载《政法论坛》1990年第2期，第11-12页。[27]此外，有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合宪性解释来落实宪法司法化，合宪性解释是目前在理论上回答我国宪法司法化路径问题的最佳选择,合宪解释是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宪法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间接适用)的最佳路径。

45参见秦前红、底高扬：《合宪性审查在中国的四十年》，载《学术界》2019年第4期，第53页。34参见胡锦光：《违宪审查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5-346页。

从学术成果而言，立足于我国实践形成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论文和论著，相关的国外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同时有一大批介绍域外相关制度的学术成果。[18]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建议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协助机构，无宪法上的独立地位。

26参见周永坤：《试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违宪审查》，载《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124页。二是我国当下没有高素质的、能够担当起违宪审查重任的专业人才。

[22] 2.在现有制度基础上的完善 主张设立专门机构行使合宪性审查权的观点占绝大多数，但是也有观点反对设立专门的审查机构。2、参见许崇德：《许崇德全集》（第7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7、2293-2294页。[48] （二）人权保障个案中的研究 我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合宪性审查案例，但在实践中发生的许多实例均直接指向宪法。影响较大的包括齐玉苓案、孙志刚案、洛阳种子案、男女退休不同龄案以及近期发生的扣留非机动车并托运回原籍等，均关涉宪法，为我们研究合宪性审查提供了必要的实践素材。

正是改革和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为我国的合宪性审查研究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深入研究的动力。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我国合宪性审查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制度演进上均有发展。

第三是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尤其是职务行为。在今后仍有必要利用域外的法学概念、法律体系、实践经验和法学理论来促进我国法治的进步。

（一）备案审查制度的研究 在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方面，现行宪法在1954年宪法基础上有较大的完善。46参见钱宁峰：《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历史、现实和趋势》，载《学海》2007年第6期，第134页。